对于这些依旧不识时务、上疏反对设立新衙门的零星奏章，朱翊钧或是直接留中不发，或是转交内阁，让张居正处置。
不过此事是朱翊钧特意选在冯保案的时候推行的。
百官被冯保案牵扯，很多人自顾不暇，无力关注此事。
尤其是见识了‘两限’这等手段之后，朝堂上反对的声音，竟比他预想中要小了许多。
大多数官员，更多的还是更担忧自己会不会步王篆、丘橓等人的后尘，故而不敢再去烦皇帝。
对新衙门设立之事，大多人选择了明哲保身，缄口不言。
真正还在上疏反对的，多是些与此事有直接利害相关的礼部、兵部官员，六科言官倒是应者寥寥。
“果然，要推动一件事情的顺利进行，就是要制造一个麻烦事情吸引别人注意力。”
朱翊钧有所明悟。
既然阻力已小，他也不再耽搁，当即让孙德秀草拟诏书，正式宣告新衙门的成立，并阐明其设立之初衷。
至于这新衙门的名号，他亦是早已想妥。
便称‘总理夷务衙门’。
孙德秀草拟的诏书也在朱翊钧的指点下修修改改好几遍发了出去。
“昔者，四夷宾服，梯山航海而来，不过藩邦贡使、互市商旅，皆是仰慕天朝德化，守我礼法。
然今时移世易，西洋红毛番、佛郎机等远夷，挟其坚船利炮，叩关而来，其性狡诈，其情难测，其所求者，利也！
非如旧时蛮夷，可以礼部行人司之常规羁縻；其船炮之利，亦非兵部职方司所能全然洞察。若仍因循旧章，各司其职，遇事推诿，恐贻误军国大事，致生海疆边衅！”
“彼等夷人，虽携巨量白银，以通商为名，然其心叵测，其利亦不可不取，其弊亦不可不防。若放任自流，不加约束，恐有利为彼所夺，银奔于外，而祸藏于内腑。故依照相国之意，需专设衙门，总理其事，上以固海防、裕国库，下以明章程、息争端，使万国商舶之利归于朝廷，而潜在之弊消于萌芽。”
“今特设‘总理夷务衙门’，专司对外邦交涉、沿海防务机宜、管理互市、稽查征税等事。凡涉及外夷之一切军情、政务、贸易、文书往来，皆归本衙门统筹综理，以求事权统一，免生推诿延宕之弊。原礼部行人司、四夷馆及兵部职方司所涉外事之职权，悉数划归本衙门统辖，以专责成。”
诏书颁布之外，朱翊钧还不忘通过内侍，对少数几个仍在上疏反对的官员，传下口谕，加以斥责：“自古以来，可曾见过携坚船利炮、腰缠万贯白银远渡重洋而来之蛮夷？！世易时移，倭寇之乱殷鉴不远，如今西夷叩关，沿海多事，邦交、贸易、用兵皆需统筹兼顾，岂可再墨守成规？！”
朱翊钧的话的确让很多官员无从辩驳。
大明的文官自然是注意到了近些年来频繁来华的欧罗巴西夷的不一般。
他们有时候看似和倭寇无异，但也频繁和大明贸易，而且坚船利炮，和以往史书上描述的蛮夷截然不同。
前者多凭武力劫掠或纳贡称臣，而后者却是既能通商贸易，带来巨额财富，又能随时翻脸，亮出利炮，这确实是大明从未遇到过的新局面。
当官僚面对一个陌生的领域时，固守旧规的反对之声，自然也就失去了根基。
百官，哪怕包括张居正，他们反对的初衷也只是担忧权力而转移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变动，而不是他们真的觉得皇帝设立这样的机构不好。
既然皇帝执意如此，内阁也没有反对，百官也不介意看看这个所谓的总理夷务衙门能起到的作用。
不过即使如此，内阁首相张居正还是掺和了一手，不掺和没办法。
因为他接到的皇帝诏书和他之前和皇帝约定好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说好了新衙门只要礼部的邦交权和兵部的兵权，但是不成想，皇帝下诏书的时候顺手牵羊写了贸易。
这就大有说法了。
沿海的船舶司这新衙门能不能管？
宣大和蒙古的马市，这新衙门能不能管？
这些都能管，那税收是不是可以管？
收来的钱算谁的？进国库还是内帑？
张居正立刻警惕起来，又是威胁着要封驳诏书又是和频繁上奏疏，在宫内的宦官来回跑了至少五趟路之后，总算是谈妥。
总理夷务衙门有管控的权力，但是不具体管。
还是交给相应的机构。
朱翊钧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也没有生